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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建、扩建等争论。当然，对当下城市的关照也需要回望过去的故事。比如40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使一些人的声名流传。围绕故宫改建发生的一这系列风波，让人更深刻地反思自己与城市、文化、历史的关系。□摘编自《笔记本上的城市》 王军著 三联书店2008年6月
皇宫与封建主义，令人困惑的梦魇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对此披露道：“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那个改造故宫的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毛泽东：“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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