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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36年来几多起伏，曾经攀上小高峰，亦曾跌落至谷底。纵观历史上的四份中日关系政治文件，恰好与两峰一谷吻合，构成中日关系的U形大回转。
世所瞩目的《中日联合声明》对“历史问题”仅仅有8个字的表述——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然而，在这简单的8个字外，人们却能感受到暖春的气息。
第一个高峰
“实际上，中日第二份政治文件是第一份文件留下的一个尾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个政治文件。文件第四款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按照外交惯例，缔结外交关系的双方，会同时缔结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以彰显两国之间不诉诸武力、和平交往之重要性。但在当时的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由于考虑到苏联因素，在“反霸条款”上存在分歧，造成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第八款只好留有余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6年之后，“反霸条款”分歧获得解决，中日之间的第二份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签署。由于“条约”的特殊性，在两国外长签署、并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国会分别批准后，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被安排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时进行。
“事后看来，以这两份政治文件为基础，中日关系开始出现36年外交史上第一个小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那个“小高峰”的时期，受到日方热烈欢迎的中方贵宾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中国围棋国手陈祖德曾经跟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访日。陈祖德在他的自传《超越自我》中这样写道：“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
“需要看到的是，(在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长达23年近乎隔绝的历史，让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累积得更加充分。”一位曾经两度出使日本的外交高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小高峰”的背后，是两国政治家的艰苦努力——1992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期间，曾专程前往看望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当时，田中角荣先生业已患有脑梗塞，右手已不能活动，只好用左手紧紧握住江泽民的手。听完江泽民的慰问和“饮水不忘掘井人”的谢意之后，田中角荣热泪盈眶，奈何语言障碍，由女儿田中真纪子代读了一篇书面讲话。其中，他谈到“决断与实行”是他的政治信条，20年前的中国之行在当时日本国内形势下，带有“赌命”的味道。但他确信，只要相互确立信赖关系，就可以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完成邦交正常化。他还表示，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博大的胸怀，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实现。
在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亲自谈判并达成的恢复邦交的政治文件中，两国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在“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问题”等方面，双方都达成了共识。并在前言中，明确对“历史问题”表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切，对维持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后的发展均起到了“地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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