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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还经常通过算账，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1957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在交谈时，周恩来说：“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1町步约合0.99公顷——编者注）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3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安井郁、岩井章等日本客人时，把中日两国的国土面积与铁路长度进行了比较，说明了日本铁路发达和中国铁路落后。然后，他说：“凡是外国朋友，只要把中国的人口和产量、产值、铁路长度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还很落后。单独算产值觉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显得不多了。”
1963年6月30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倡导要搞生产上的“五好”，即品种多、质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额少、劳动生产率高。他说：“鞍钢有十三四万人，人太多，就不能说太好。英国一个300万吨炼钢厂只有2万工人，这个劳动定额多高呀，如果我们把它学来，就可以促进我们冶金工业的大发展。”同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期间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他通过数字比较，深有感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回国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摩洛哥考察了那座炼油厂。他还亲自向大庆炼油厂介绍了这家炼油厂的情况。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对中法经济水平进行了比较。他说：“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和你们比，我们少得多。你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接近3000到4000美元。我们是300美元多点，你们十倍于我们。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21世纪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在对外贸易的计算中，周恩来也十分重视比较利益。粮食不同品种的以出养进是其例证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周恩来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1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出口1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1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问题、做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两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国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1967年10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
“管经济就要会算账”
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吉阿林3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有关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到，陆红因为感到事关紧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在抄电文时，陆红将“3吨”误抄为“300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订货。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300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种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产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做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预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财政部原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于是，他问相关人员：“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子就把工作人员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
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稿。在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计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运动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账”，不重视算“经济账”，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账，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有关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家总理，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惊人的毅力、过人的精力和超常的负荷，挑起一个大国“总管家”的重担。他身居要位，却完全不谋私利，一心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把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责任编辑:andy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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