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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人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
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恽代英立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发，因顾的叛变需要转移到江西，但他临行前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残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党史
顾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大事。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在上海滩上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整个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于1931年底来到了江西。在上海，没有了灵魂人物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王明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即攀附共产国际内分管中国的米夫，一心要登上中共最高领袖的宝座。米夫与王明朋比为奸，对瞿秋白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但王明其人华而不实，不断有人被捕杀使他心惊胆战。不多久，他便辞去总书记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去了。
王明辞职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他三年零三个月的统治时期。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王明的干将。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支撑不久。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1949年以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策。可以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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