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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的叛变，足以启发我们对革命与流氓问题的思考……
假如顾顺章没有被捕
1928年6月4日，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分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特科第二创始人、“特务大师”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的“青帮”，他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顾顺章1924年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他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使之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他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科之父，那顾顺章就可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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