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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初，在鲁西南战役后，刘邓根据敌情与气候的迅速变化，决定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提前到8月7日。下定决心后，刘邓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刘伯承说，我建议停止休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好，机不可失、时不待我。当时刘邓是这样认为的，大军正面的敌人兵力集中在开封、郑州、徐州及其陇海路沿线，敌人的注意力在鲁西南地区，而在陇海路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的防守兵力空虚。况且，当时敌人错误地判断刘邓大军可能因疲劳和洪水而北返黄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邓大军马上结束休整，立即南下，敌人会猝不及防，我军取胜把握较大。于是，刘伯承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后宣布：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第二天就行动？大家对此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也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8月15日再开始行动。持这些意见的同志，确实有许多理由：当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惫，需要时间休整；在鲁西南战役后入伍的新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培训；后方支援的经费、炮弹、药品等还未运到；1.3万名伤员尚未转移。这些问题确实给部队马上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接着刘伯承的话坚定地说道：“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他认为，刘伯承的决定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出于全国战局的需要，部队只有克服困难，下决心不要后方，向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别山推进，逼向长江，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调敌回援，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扭转全国战局。
休会期间，邓小平针对大家的不同看法，分别找纵队的主要指挥员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邓小平分析指出：(一)提前行动是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战略意图坚决贯彻、灵活执行的表现，既可吸引大量敌人，又可粉碎敌人水淹我军的阴谋，同时可减轻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压力，分散敌人的兵力，创造各个歼敌的有利时机。(二)提前行动会使敌意想不到，大大减弱部队前进途中的阻力，同时也使敌人使用重兵对我军进行钳形攻击的企图落空，而我军却能赢得时间和空间。(三)提前行动可调动敌人，将敌我交锋的战场由解放区提前转向敌占区，陕北、山东之敌也可纷纷调出，打乱敌人重点进攻的部署，这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
通过邓小平的深刻分析，广大干部很快认识到，提前行动是从大局出发的正确决策，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立即行动利大于弊，纷纷表示坚决执行首长的决策。其实，当时邓小平的心里还有立即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只是不便当众跟大家说，那就是毛泽东前不久发来的绝密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当时陕北的敌情很严重，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是没有二话可说，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马上行动，部队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可邓小平想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什么困难都必须克服。
邓小平看到大家思想已基本达成一致时，又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广大指战员要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在动员会上，邓小平指出：“在进军途中，敌人必然会前堵后追，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避免与敌人主力纠缠与作战，千方百计地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邓小平说到这里，看到刘伯承满意地点着头，就对李达参谋长说：“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决心和部署，同时向部队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
就这样，刘邓两人一个定下决心，一个政治动员；一个进行战役行动部署，一个坚决同意与支持。部队战役作战的有关事项，通过两人默契配合，融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股巨大的动力流，传递给广大指战员，催人奋进，使部队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责任编辑：andy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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