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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对我和小燕的事是爱莫能助，常持缄默态度。他们很喜欢小燕，但更疼爱我。如果我到中央台工作，在北京安家，他们也能从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幸福等方面考虑。但他们总觉得他们最得意的儿子要远离他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痛快。因而对我们的事情也只是常常随便问问而已，但我肯定他们想的是很多很多的。我从小到大，成为青岛电视台首席播音员，我父母为我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怕我万一去不了中央台，在青岛台又搞个一团糟，结果两头不是人，而不知所措。到底我能不能去中央台，就连我自己心里也没数。我父母怎么会安心呢！所以，他们正拭目以待，以“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信念，在祝福着我走好运。能不能到中央台，我没法估计；万一去不了中央台，我和小燕将怎么办，我们也没仔细考虑，但有一点我俩都非常明确，我们的感情是永恒的！如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早结婚。
在我和小燕的感情发展过程中，有些事情没有先与家长商量就自作主张，先斩后奏，这点双方家长都有意见，在此我想再申明一下，我们不是心里没有父母，而确实是事出有因，难以言表。请伯母您和伯伯能原谅我们，我们不能没有父母！
我和小燕的调动情况，我和小燕说得很清楚，(我)想她会告诉您的。我伯伯很忙，请他注意身体，并请代我向他问好！就先写到这里吧。
祝您健康、顺心！
想念您的小宁
87.4.22晚
王宁的信字字都是真言，它让我感到欣慰，又感到酸楚。欣慰的是他对我的一片真情，对我们感情的珍惜；酸楚的是我们天各一方，有着许多不可预知的未来。
支教进行曲
从广院毕业后，我留在了中央电视台，王宁回到了青岛电视台。我们几乎每两天一封信来往于北京和青岛之间，我们的信都是编着号码的，我们之间的情感只能通过书信来表达。我每次去青岛看他，他的同事都嚷嚷着要我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费。原来王宁在办公室不爱说话，但会突然爆发性地猛吼一句：“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把周围同事都吓坏了。大家都知道，王宁那是想我想的。他那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贴满了我的照片。王宁告诉我，是我的执著在支撑着他，除了想念我，别的他似乎也无从做起。我暗暗打定主意：如果王宁真的不能调到北京来，我就到青岛去！
1987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分来的大学生，我参加了最后一批中央讲师团，到山区支援那里的教育。当时，我是译制部的骨干，手头有很多的工作，本不打算去的，但那时台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去支教的人台里或多或少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生活或工作中的困难。于是我提出了调动王宁的事，台里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助解决。这样我就随着中央讲师团来到了安徽六安，开始了一年的支教工作。
在安徽支教的日子里，白天，我和学生们在一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教同学们普通话。有时也在六安电教馆协助工作，或主持、或拍摄、或讲课，每天倒也挺充实的。可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孤独和思念之情袭来。我常常望着窗外发呆，期盼着能够早日和王宁团圆。那时我最喜欢的歌就是苏芮的《牵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黑皮鞋，红皮鞋
终于，1989年，王宁调到了北京，我俩也结束了两地的相思之苦。
刚来中央电视台上班，王宁每周还要值几个《早间新闻》的班。每天早晨4∶20起床，5∶30到班，太痛苦了。我家要上三个闹钟，到点儿时，铃声响起一片，此起彼伏，就这样，他也听不见。没办法，醒不了，我就用脚踹他，不然他还醒不来呢。“不好，快到点儿了！”迷迷糊糊中，只感觉他起床后一阵拳打脚踢，嘁哩喀喳，冲下楼去。他刚一走，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扑通”一下往床上一倒，又接着睡过去。至于他上没上班，播没播新闻，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七点多钟，新闻播完了，王宁来了个电话：“老婆，回不了家啦。”“为什么啊？”“脚上的皮鞋颜色不一样，一只黑的、一只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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