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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自己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
《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严如平的文章，追溯了叶剑英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革命友谊，记述了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光辉事迹。
叶剑英从左倾包围中解救胡耀邦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胡耀邦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鼓噪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深思，更是夸赞不已。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他与省委同志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他在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叶帅自建国以来，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当时赋闲在北京，仅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怀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的困境后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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