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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剧之本的创造者，编剧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王兴东：由于编剧定位的下降，我刚才说了评奖，和行业内欺负编剧，不让编剧上台，大家普遍看到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写剧本的时候非常热情，拍完了一脚踢开，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过去我们这个队伍是非常坚强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很多都是编剧出身。他们本身就是编剧，他们知道编剧的重要性，现在来讲没有人重视这个编剧，导致中国编剧队伍的分散。冯小刚以前就是编剧出身，他写过《大撒把》，后来逐渐逐渐地当了导演。像陆川、贾樟柯，现在也都是很不错的导演。我特别在这里，呼吁所有学影视的人，最先学编剧，最后走自编自导的路。
现在很多编剧闭门造车的多了，自主创新的少了。现在有一句话“四大名著重新上，百姓吃的是回锅菜”。很多都是重拍，没有编剧做这些，只有拿这些东西炒冷饭。此外，改编流行，改谁的呢？改莎士比亚的，那一年改了两个，没有新东西，没有新创意。我在会上发言说了，要想发展软实力，必须要有硬政策，要给编剧提供生活的资料。第一要给他们提供生活的资费，国家有资金支持，他就能创作出来这个好的作品，然后得到高的报酬，保护他的权益。为什么我们这次维权，谈创作，谈拥有，你保证了他的拥有，就更激发他去创作。
主持人：说到硬政策，说到编剧的权益，到底谁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对于他们的基本权益，国家都有规定，为什么大家还要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您这个提案的最初出发点是什么？
王兴东：我这个提案，有三十五位委员都签字了。一个核心的东西是，我们这次维权要在全社会造成一个影响，当你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要知道编剧是第一个创作者，编剧通过银幕，写给你第一封的公开信。第二，要在整个社会上，编剧创造的形象要受法律保护，如果导演想改剧本要征求编剧的同意，不能随便篡改编剧的意思，一个完整的编剧构思，你不能随便改，这在行业内部我们要形成这个规矩。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编剧作品的价值。写一个剧本，就像进行工业生产，比如说八月份交稿，这几个月要写出好几十万字，你想想你写一个发言稿，或者给你妈妈写一封信要多少时间，要写四十五万字，而且还要不断修改，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工业修改，不是回家做馒头，一个一个笼屉蒸出来，它的具有唯一性，是不可重复的。一句话，编剧的初期创作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如此艰辛的劳动理所应当要得到应有的回报和重视。
主持人：我们可以理解编剧前期付出的艰辛劳动。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们所理解的是，您这部作品演出了，前期导演肯定跟您达成了一个平等交易的规定，而并不是说…
王兴东：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东西，所以我一般不签这个。也很反感什么哪天交稿。记得我给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日本NHK合写了一个剧本，比较着急，导演不断地催，我就拼命地写，那时候都睡不着觉，每天压力特别大。人不像一个母鸡，给你一点米，关在里面，它不断地下蛋。我们是又耗身体，又耗脑力，后来写完了，我到医院一查，糖尿病。后来我知道，所有人给我签字，我都不签。有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编剧在网上看到了维权，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她写了一个剧本，一集才给他五千块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最后还差一点，就是不给。她不断地要，一个女编剧要在北京租房子，要生活，她要不来，律师就给她出主意。打电话证明应该给她钱，她不给，如果不给的话就起诉。他说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还能起诉我，我花十万块钱就把你做掉了，她说你怎么这样，才欠我六万，要十万做掉我。这六万多块钱，如果打官司，起诉，前后折腾好几次，又耗时间，又花钱，还伤身体，你说我们不是弱势群体吗？我是写过剧本的，写长篇电视剧，像红军过草地一样，写了前两集以后，回头一看才刚刚走了一点，一个人忍受孤独和痛苦，那不是快乐的事情。出来以后，导演再篡改，制片人再拖款，谁还愿意再干这个事情？
主持人：如果编剧是弱势群体的话，谁是强势群体，谁是侵害编剧利益的人？
王兴东：谁拿钱，谁就觉得我是人。托尔斯泰写一个东西，用了十四年，不少人不尊重编剧，以为自己掌握了钱就可以这样做。去年我访问了日本作家协会，他们讲的很清楚，日本《著作权法》，规定剧作家是有版权的，他创作好了以后，给导演，导演给演员，他们是一级一级地向上要钱，谁控制这个呢，就是编剧。能在有线电视台播放，能在国外播放，他们都可以分成。
主持人：我们的编剧与日本编剧相比有这么大的差距，源头在哪里？
王兴东：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特别差，看盗版的东西不花钱，这本身就损伤制片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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